这部书讲墨子、荀子最好。讲孔子、庄子最不好。总说一句，凡关于知识论方面，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。凡关于宇宙观、人生观方面，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。这由于本人自有他一种学风，对于他“脾胃不对”的东西，当然有些格格不入，我并不敢要求胡先生采用我的主张。但把我所见到的贡献些出来罢了。
现在先批评胡先生所讲的孔子。我所看的孔子，既已和胡先生所看有不同之处，那么，要先把我所看的讲出来，才能批评他。可惜不是短期讲演所能办到。在今日这个讲题里头，尤其不能喧宾夺主。我前年在清华学校讲国学小史，曾有一篇论孔子的，差不多三四万字，那稿子是也曾寄给哲学社的。因为我对这篇文章还有许多不满意之处，不愿意印出。如今我苦于没有时候校改他，打算就印在本社的杂志上，求海内同学的批评。今日只能用极简单的话，把我的意见说说，作为批评胡君的基础。
我想我们中国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，是“怎么样能够令我的思想行为，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；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”。这个问题，是儒家道家所同的。后来佛教输入，我们还是拿研究这个问题的态度去欢迎他，所以演成中国色彩的佛教。这问题有静的动的两方面。道家从静入，儒家从动入。道家认宇宙有一个静的本体，说我们须用静的工夫去契合他；儒家呢？与道家及其欧洲印度诸哲学有根本不同之处：他是不承认宇宙有本体的。孔子有一句很直捷的话，说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。然则这无体的“易”，从哪里来呢？怎样才能理会得他呢？孔子说：“生生之谓易。”拿现在的话翻译他，说的是“生活就是宇宙，宇宙就是生活”。只要从生活中看出自己的生命，自然会与宇宙融合为一。《易传》说的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，《中庸》说的“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物之性，可以与天地参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怎样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？这要引宋儒的话，说是从“体验”得来。体验是要各人自己去做，那就很难以言语形容了。但我可以说他三个关键。第一件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和自己生命为一体，绝对可赞美的。只要领略得自然界的妙味，也便领略得生命的妙味。《论语》“吾与点也”那一段，最能传出这个意思；第二件，体验不是靠冥索，要有行为（有活动）才有体验。因为儒家所认的宇宙，原是生生相续的动相。活动一旦休息，便不能“与天地相似”了；第三件，对于这种动相，虽然常常观察他，却不是靠他来增加知识，因为知识的增减，和自己真生命没有多大关系的。
体验出这个真生命，叫做“自得”。《中庸》说：“君子无入而不自得。”《孟子》说：“君子深造之以自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则居之安，居之安则资之深，资之深责取之左右逢其源。”这话是已经自得的人才能说出。有了这种自得，自然会“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”，自然会“为之不厌诲人不倦”，自然会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坦荡荡的胸怀，活泼泼的精力，都从此出。这种理论对不对，方法好不好，尽可以任各人主观的批评，但从客观上忠实研究孔子，恐怕孔子的根本精神，大略是如此。
我刚才说过，胡先生这部书，凡关于知识论的都好，他讲孔子，也是拿知识论做立脚点，殊不知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位第三位，他的根本精神，绝非凭知识可以发见得出来。所以他对于孔子说了许多，无论所说对不对（自然有许多对的），依我看来，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，我对于本书这一篇总批评是如此。下文更将里头的节目，择几处来讨论。
《论语》头一个字说的“学”。到底是学个什么，怎么个学法？胡先生说：“孔子的‘学’，只是读书，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。”（百十页）我读了这段话，对于胡先生的武断，真不能不吃一大惊！鲁哀公问弟莫道不消魂子孰为好学，孔子就只举了一个颜回，还说“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未闻好学者也”。他说颜回好学，还下了一个注脚：“是不迁怒不二过。”我们在《易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里头很看见几条讲颜回的，却找不出他好读书的痕迹。他做的学问是“屡空”，是“心斋”，是“克己复礼”，是“三月不违仁”，是“不改其乐”，是“无伐善无施劳”，是“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”。都与读书无关。若说学只是读书，难道颜回死了，那三千弟莫道不消魂子都是束书不观的人吗？孔子却怎说“未闻好学”呢？孔子自己说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难道他老先生十五岁以前，连读书这点志趣都没有吗？这章书跟着说“三十而立”……等句，自然是讲历年学问进步的结果，那立、不惑、知天命、耳顺、不逾矩，种种境界，岂是专靠读书所能得的？孔子的学，学些什么，自然是学个怎样的“能尽其性”，怎样的“能至于命”。拿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学个怎样的才能看出自己的真生命，怎样的才能和宇宙融合为一。问他怎样学法，只是一面活动一面体验。《论语》说的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而已矣”。此外这一类的话还甚多。孔子屡讲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，但有时亦说“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”。“为”字正是“学”字切训，可以说为便是学，学便是为。至于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，“多闻多见，知之次也”，这是胡先生所说读书的。孔门论学问，把他放在第二位。依我看，颜习斋所讲的学，和原始的孔学最相近。宋明儒的学，大半属于孔子所谓“思”了。把个学字从这方面解释，那么，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和“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”，这两段话都明白了。胡先生解这两章，用什么“经验推论”等名词来比附，原是不该；若勉强用这名词，那么孔子的“学”，正是属于经验方面（经验只算孔学的半面，而且还是粗迹），他的思才是推论。胡君所攻击，纯是无的放矢。
胡先生解“一以贯之”和“忠恕”，引章太炎先生所说，略加修正（一0五至一0九页）。章先生从知识方面解这句话，原属新奇可喜，刚刚投合胡先生脾胃，自然是要采用了。其实“一贯忠恕”，当然不能从知识方面索解，用知识来贯孔学是贯不来的。梁漱溟先生说：“胡先生没有把孔子的一贯懂得，所以他底下说了好多的‘又一根本观念’，其实那里有许多根本观念呢。”（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一七七页）这句话很可寻味。既然有许多根本观念，还算得“一贯”吗？一贯既是孔学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，这个解释错误，便可以引起全部的错误了。
胡先生又说：“孔子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，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。”（一五四页）梁漱溟先生说这“不问为什么”正是孔子的好处（梁著，一九三至一九九页），我想梁先生这段话固然很有妙理。但拿来讲老子可以说全对，拿来讲孔子，不过得一半。胡先生的话，却是完全无根。孔子讲事理，最爱推求所以然之故。《易传》里头，最表出这种态度。《易·爻辞》说“潜龙勿用”，为什么潜龙该勿用呢？因为“阳在下也”。说“亢龙有悔”，为什么亢龙便有悔呢？因为“盈不可久也”。若再问为什么盈不可久呢？这篇传虽然没有答，别篇传却有了。《谦·彖传》说，“天道亏盈而益谦……人道恶盈而好谦”。若再问为什么亏盈益谦呢？他跟着就答，因为“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。”《系辞传》说，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”。又说，“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；又说“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”；又说“明于忧患与故”，我们可以说一部《十翼》，只是发明一个“故”字，就是答的胡先生所说“为什么”这句话。胡先生这一段，是引墨子攻击儒家的话。墨子说儒家言“乐以为乐”，无异言“室以为室”，这个比例，本来不通。我们自然不应该说“为吃饭而吃饭”，但尽可以说“为美而爱美”、“为文学而做文学”、“为科学而做科学”。前者是和“室以为室”同性质，后者是和“乐以为乐”同性质。墨子只看见狭隘的实用主义，自然会起这种谬见。胡先生并非见不到此，何故附和他呢。
我对于孔子，还有好些意见和胡先生相出入，但为讲演时间所不许，只得就此而止。胡先生说孔子，有许多独到之处，虽然他的观察点和我不同，我还是很尊重他的意见。独里头有小小一节，我要忠告他。他相信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，还把那传说三件罪名译成今文，是“聚众结社，鼓吹异说，淆乱是非”（七三页）。别人我不责备，胡先生是位极谨严的考证家，任凭怎么有权威的旧说，都要查一查来历，估一估价值，才肯证引。为什么对于这样无稽的事，忽然不怀疑了呢？这件事，最初是见于《荀子·宥坐篇》，那详细的罪名，见于《家语》。《家语》之伪，不必说。《宥坐篇》胡先生也明明说是“后人东来西扯杂凑成”（三0六页）。为什么这几句杂凑话忽然变了可宝的史料？其实一、春秋时候很不容易杀一个大夫；二、在那种贵族政治底下，断不是“撮徒成党饰邪荧众反是独立”的人所能乱政，那时候亦绝对没有这种风气；三、诸书中记齐太公杀的华士，子产杀的邓析，孔子杀的少正卯，罪名都是一样，天下哪有这情理？四、孔子说，“子为政焉用杀”、“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”，我们若没有证据证明孔子是言行不相符的人，就不该信他有这件事。若信，便是侮辱他的人格，我相信胡先生不是轻薄人，但时髦气未免重些。有时投合社会浅薄心理顺嘴多说句把俏皮话，书中还有好几处是如此。我还记得《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文存》里头有一篇说什么“专打孔家店”的话，我以为这种闲言语以少讲为是。辩论问题，原该当仁不让，对于对面的人格，总要表相当敬礼。若是嬉笑怒骂，便连自己言帘卷西风论的价值都减损了，对今人尚且该如此，何况是有恩于社会的古人呢！我想胡先生一定乐意容纳我这友谊的忠告吧！
胡先生讲的庄子，我也不甚佩服。这篇里头最重要的话，是说庄子发明生物进化论（二五五至二六五页），内中讲“种有几”那一段，确是一种妙解。但我以为无论这话对不对，总不是庄子精神所在。《寓言篇》“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”这两句，章太炎先生拿佛家“业力流注”的意义来解释，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，我觉得还是章先生说得对。章先生的名著《齐物论释》，用唯识解庄子，虽然有些比附得太过，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；胡先生拿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，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。
庄子的学说，我今日也不能多说，但可以用《齐物论》里头两句话总括他全书，是：“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他所理想的境界，和孔子也差不多，但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。孔子是从日常活动上去体验，庄子嫌他啰嗦了，要“外形骸”去求他。所以他说孔子是“游方之内”，他自己算是“游方之外”。这两种方法哪样对，暂且不论。但我确信这种境界，是要很费一番工夫才能实现的；我又确信能够实现这境界，于我们自己极有益；我还确信世界人类的进化，都要向实现这境界那条路上行。胡先生在这篇末说了有一个有趣的譬喻：“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，你说你比我高半寸，你我争论不休，庄子走过来排解道：‘……我刚才在那爱拂儿塔上看下来，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，不如算作一半吧。’这种学说，初听了似乎有理，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，只是争这半寸，社会的维新，也只是争这半寸……”这段譬喻，我也承认他含有一半真理，但我还是要告诉胡先生，张作霖、曹锟也只是争这半寸；两兄弟因遗产拔刀相杀，也只是争这半寸；一个好好的青年，或因落第，或因失恋，弄成发狂或自杀，也只是争些无聊的半寸。我希望胡先生，别把应用的学问和受用的学问混为一谈，那么说话也少些流弊了。
——梁启超：评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之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
